解决了眼下的烦心事，李福寿信步来到仙居殿偏僻处，从这里乘坐电梯直上顶层，从电梯里出来，这顶层是一个圆形书房，四周金丝楠木制作的书橱足有4米多高，除了珍贵书籍之外，摆放着无数的玉石文玩，古董字画和古籍善本，藏品的价值惊人。
李福寿在这里并没有停留，而是走到前方打开一扇门，这是一个只有几米见方的阳台，眼前出现壮阔的景色。
他所在的这座高塔是梦幻城堡的一主八副共九座高塔之一，濒临红河谷市一侧。
从这里俯瞰雄浑壮丽的大都市美景，只见城市巍峨的建筑密密匝匝舒展开来，在视线中一直延伸到天边尽头，美得惊心动魄。
高大的胜利大铁塔直冲苍天，远处的胜利之门经历三年多的辛苦营建，已经初步展露出雄壮的身姿，格外的壮观。
沿着城市中轴线凯旋大道（原中央大道），风格各异的高楼大厦林立，赋予了这座城市无限的魅力。
如今的红河谷大都市人口超过133万，在全世界城市排行榜中名列第六位，仅次于伦敦，北平，纽约，广州，巴黎这五大城市，圣彼得堡名列第7位，布里斯班以112万人口名列第8位。
每当李福寿感到心情郁闷难解，便会登高望远，看着这座自己一手创建的大都市恢弘身姿，那便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自家人知自家事儿。
李福寿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中庸之才，只不过凭借着重生的金手指把控住了每一个机遇，踩准了历史的脉搏才能走到今天，在澳洲开创一个属于华人的新纪元。
他可没本事把四万万同胞扛在肩上，那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
苦难的神州必须经历浴火重生，才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强者之林，绽放出炫目光彩。
如今身处于世界政坛巅峰，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信息无比丰富，让李福寿能够感觉到潜伏在海面下的庞大阴影，知道甲午战争远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而是历史的必然。
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扶桑国不宣而战。
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熊本”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从而引爆了甲午战争。
英国商轮“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经过澳洲《世界日报》报道，英国国内舆论一片大哗，小小的扶桑胆敢袭击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商船并致5名英国人遇难，英国人扬言要狠狠惩罚不知天高地厚的扶桑人。
北洋总理大臣李鸿章原本非常心疼数百名死亡的淮军精锐，现在看到死了几名英国人，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感觉似乎有好戏看了。
这些狂妄的扶桑小鬼子不知厉害，竟然敢冒犯大英帝国？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李鸿章意料，扶桑人展示其过人的“外交公关”能力。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把海军部训斥一番后，扶桑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
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的8月1日，在这短短一周内。
扶桑搜集了大量证据，主要由“熊本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组成，其中高升号船长成为关键证人。
随后，“文明国家”扶桑按照“国际惯例”形成《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没有另一当事方大清国参与的单方报告，居然在后来英国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于此同时，扶桑政府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经弄清楚英国主要媒体的“办事价码”，大洋王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们照葫芦画瓢，事件发生后，扶桑立马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以换取“关照”，几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镑的“工作经费”。
仅一周的时间，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就连大洋王国的《世界日报》《布里斯班信使报》《墨尔本记事报》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强有力的“危机公关”下，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升号是为大清军方提供服务，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理应充分了解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
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扶桑将高升号视为敌船。扶桑令高升号服从其命令配合检查，宣战的义务即告完成。而高升号不服从命令并擅自开火，完全是敌对行为，战争状态已经存在。
扶桑确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扶桑军队的，对此敌对行为，将其击沉的确是军事上的需要。
因此，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认为扶桑不需向英国道歉，也不需向高升号的船东和罹难的欧洲船员亲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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