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九年的不平静，更多的是体现在南方。
时间来到了九月末，已经是霜降过去立冬将近的日子，这种时节要是放在北方，譬如在东京，那早就是万物凋零的景象，冬天都已经正式来到了，而在燕山一带就更是草枯水浅，山间鸟兽都已经躲藏起来，契丹南犯的风险也快要过去，戍卒们可以和乡间的农夫们一样好好地猫一个冬。
不过在南国的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却是有所不同。
过了长江以后，田野中仍然是一片青葱，只有那快要收割的稻穗和山野中的秋菊泛着金黄，山坡上的茶树也还是保持着浓绿。处在洞庭湖西侧沅水边上的朗州一如往年，晚稻长势并没有受到今年旱情的影响，农夫们正在精心地准备着收获一年辛勤的汗水。
朗州城在这个秋收时节里面人口骤减，不说那些在乡间有田的大户人家都纷纷把管家、家丁派下乡去督促收谷收租，就是坊间的一些帮佣都告假回乡帮着农忙去了，甚至有些军营都空了一大半——至于是给军屯收割去了还是为官佐家的农田忙碌去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武平军节度使的府衙超然于这股农忙的潮流，府衙外围已经加强了戒备，特别增加了护卫，府内也是人影幢幢的，节度使府的亲信将吏此刻基本上都汇聚于此，只因为郎州大都督、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州军事兼侍中周行逢大限将至。
周行逢只是遭逢一场急病就告不起，这既不同于三月间病故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也不同于同一个月卒于治所的瀛州团练使张藏英。
张藏英已经年近七旬，虽然一向身体健朗精力旺盛，却终究是到了寿限的老人，临终之前无病无灾的，完全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却又走得很突然。好在张藏英是大周治下的镇将，这样突然故去也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州县的日常行政。
留从效卒年五十七，这个年龄既不是太老，在这个时代却也算得上高龄了。他是因为旧伤复发身亡的，从他疽发于背到最后离世，足足在病榻上捱了有三个多月，却没有真正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作为同时向南唐和大周称藩的半独立藩镇，清源军在留从效死后出了一点乱子，他的指定继承人留绍鎡迅速失位，好在谋乱之人完全掌握了清源军的军政大权，这场变乱最终被局限在了府衙之内，休说是一般的乡民了，就连泉州的普通百姓对此也是毫无觉察。
周行逢这时候却只有四十六岁，本来是正当盛年，身上也没有什么经久不愈的旧伤，不料就在这个秋天里一病不起，即使用了产自东京的神药也是不见好。据说这种神药最初从阎王殿那里救回了朝廷的枢密使王朴，后来还成功地急救了唐国的太子也就是如今的唐主李弘冀，可是到了周行逢这里就是不见有丝毫的药效。
和清源军的情况差不多，武平军也是半独立的藩镇，只不过周行逢是称藩于大周的，因此他也不可能像张藏英那样走得安心。像瀛州团练使张藏英这种情况，只要自己忠勤于王事，那么死后的家人自然就有天子来照应，所以张藏英临终时的挂念也就不是太多，落到周行逢头上可就不行了，他需要和留从效一样为家人安排好一切。
好在武平军的权力格局与清源军大大的不同。
在清源军，留从效固然执政了十余年的时间，而且泉州之外的漳州是他的长兄留从愿在当刺史，但是留从效的子侄十分羸弱，长兄在军中又是毫无根基，手下的大将则是和留从效共同起兵的陈洪进和张汉思，无论在资历、人望哪方面都不比留从效差多少，因此只要留从效一死，清源军真正的权力基础就将掌握于陈洪进、张汉思二人之手，留从效继承人的未来其实完全取决于这两个人的好恶。
武平军就不一样了。
自唐国灭马楚以来，湖湘之地经过了好几年的战乱纷争，先是朗州的土兵在十指挥的策动下力拒南唐李璟的“下金陵”之诏，共推朗州牙将刘言为留后，驱逐了南唐的潭州（今湖南高官沙市）守将边镐，几乎尽复马氏故土，随后奉表于周；接着就是刘言的部将十指挥之首王逵袭杀刘言自立；最后王逵的部将潘叔嗣又袭杀了王逵，迎十指挥当中的周行逢入朗州为帅。
一直到显德三年周行逢入主朗州，湖湘之地才又一次迎来和平岁月。七年以来，周行逢尽心为治，依法以行赏罚，辟署官属严而无私，湖湘之地终于复治，人口得以恢复，仓廪充实。而且原先与周行逢共同起兵的十指挥先后横死，除了他之外也就只剩下来张文表一个人，这张文表又出为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刺史，并不能控制到朗州的军力，所以张文表对武平军政权交接的影响是完全无法和陈洪进等人对清源军的影响相提并论的。
真正能够影响武平军权力格局的，也就是目前汇聚于府衙之中的这些亲信将吏，他们都是周行逢主政以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军中、府中的根基都不算深，而且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盟，所以他们终究还是要听周行逢的，即使那只是他的遗言，即使周行逢的儿子周保权才只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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