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不知。”李旭回应道。
其实作为一名穿越者，李旭很清楚土地兼并似乎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所要面临的通病。有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同时国家失去税收无力维持统治，最终弄得一地鸡毛。
虞朝一开始的体制，其实可以稍微抑制兼并。原来的租庸调制度，在默认了豪强庄园经济独立享有免税地位的前提下，将所有的土地默认为国有，通过政府分配，保证了每一户人家都保有一部分土地。
但是伴随着后来朝廷的开支增加，严酷的赋税压力之下，大量的农户选择弃地逃亡。土地是国家的，赋税太过沉重之下，逃亡到国家无法管控的豪强庇护下也不失为一种存身的办法。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朝廷改为实行两税法，将土地无偿的送给百姓，然后以此为束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自然不会再轻易放弃土地逃亡为奴。
两税法的本质是扩大税收，解决朝廷面临的财政问题，但是伴随着两税法的推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年税收两次，一次以粮食为主，一次以绢帛、铜币为主，这本质上没有改变农户身上的负担。因为朝廷的财政需要依旧会层层转嫁到农户身上，原本存在的农户逃亡现象依旧不会有所好转。
而新增的货币性收入则会逼迫农民在市场上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以获得货币完税，这使得农民无形之中又受到了一层剥削。
农民逃亡导致税基减少，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朝廷会加重盘剥力度，而更重的赋税压力会进一步导致农民逃亡。逃亡的土地和农民被豪强大户所控制，朝廷的课税基础就变得更加萎靡。
这样的轮回之下，最终的结果就是朝廷的财政崩溃，财政崩溃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江南现在是贫户无立锥之地，豪强有良田千顷。”柳子岳道：“长此以往，陈胜吴广之辈就要藏身行伍，张角孙恩之流便会行走人间。”
“草民可以前往北都，力劝鱼辅国以国家为重。但是天下的流民，荒废的土地，不是用武力或者口舌就能改变的。”
柳子岳的话没有错，练武功不能辟谷，修行什么真气也不能让地里面多长粮食。饿极了的老百姓是不会管你是皇帝老子还是天下第一剑，当愤怒的百姓越来越多，豪强和帮会就能借机起事情，大虞王朝自然也就会走到终点。
“先生以为，眼下应当如何应对？”李旭问道。
“要解决根本，那就是一筹莫展。”柳子岳平摊开双手。“朝廷要做到开源节流，可是无源可开，一样用度都不能停。还要劝地主们减租减息，可他们终究不会听。现在所能做的便是零敲碎打，将兼并的速度控制一下。”
李旭点了点头，自己对兼并问题也有一定的思考。如果仔细分析，土地兼并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多个问题。
首先是财政问题。朝廷目前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敌和藩镇导致的军事开支越来越多。
朝廷的收入包括很多部分，包括了粮食、绢布以及各地土产这类实物，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货币收入。自从韩岗确立的盐铁转运制度以来，朝廷的收入就从原来单一的依靠农业税变成了通过涉及经营领域主动获取财富的模式。
现在虞朝一年的岁入大概在六百万贯左右，其中一半来自盐铁转运的收入。可以说仅仅因为韩岗一个人和他的设立的这套系统，虞朝的农民负担便减轻了一半。
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土地兼并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就业问题，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是要生存的，他为了生存就只能沦为佃农。要接受地主严酷的盘剥，因为这是一个单方面强势的市场。地主可以随意选择佃农，因为到处都是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在地主面前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只能任其鱼肉。
地主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赋税能够让农户逃亡，地主的地租一样也可以。皇帝可以通过轻徭薄赋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只管着自己门口一亩三分地的地主可不在乎这些。天塌了有皇帝老儿顶着，闹出来贼人自然有官兵去打，若是那些山大王太厉害了，那就捧他来当皇帝。
而逃亡的农民自然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人口的流动问题。
朝廷为了减少统治成本，一般是不希望人口流动的，因为所有的管理都基于将人束缚在土地这个模式上。通过将人束缚在土地上，朝廷可以获得赋税和徭役，而一旦人口开始流动，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是笨拙的官府所能解决的。
绝大多数的逃亡农民最终就会成为盗贼，而纷生的盗贼又会加重朝廷的统治成本，导致更严重的财政危机。
对于这个模式，传统的儒生如柳子岳，他们是一筹莫展的。
然而有一类人却对这种问题有办法，只是他们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
李旭命令元稹在江南收购丝绸，然后命令牛僧孺在京中购建仓库就是准备效法桑弘羊和刘晏这样的先贤。
李耳治大国若烹小鲜那一套其实是错误的，朝廷必须有所作为才行。
“轻徭薄赋才是养农之本。”李旭向柳子岳指出：“如果朝廷只能依靠农税，自然就只能导致兼并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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