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涉国家间的谈判，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吃亏。好在武爱华多了一世的见识，再加上后世有关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理念，让武爱华对国与国的关系认识得更为清楚，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这才得以在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稍占上风。
德国外长在结束中国的访问之后，又旋风般地访问了日本，然后就回国去了。而日本似乎很急，在里宾特洛甫离开日本之后，其驻华大使便立即向我外交部发出照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想于近日访华。
一国元首或行政首脑主动向他国发出外交照会，请求去他国访问，它不同于普通外交人员包括外交部长这个级别的访问，后者多是工作访问，就某些具体意见交换意见，主动与被动关系不大。但元首和行政首脑的主动，表明受访国家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或实力，而本国不得不“主动示好”。
所以，干了一辈子外交事务的外长顾维钧一接到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的照会后，兴奋得立即拿着文件到了政务院总理周NL处，两人一番商量后，立即跑来找总统武爱华请示会谈方略。
里宾特洛甫来中国访问，是武爱华以总统身份第一次介入外交事务，顾维钧原来并不太看好武爱华的外交水平，因为武爱华是军人出身，再加上打了胜仗，估计在技巧上会缺少一些圆润。但是，武爱华的表现大出所有人的意外，因为武有华自始至终都把握着谈判的节奏，引导着谈判的方向。
在顾维钧眼里，武总统就像知道里宾特洛甫心里在想什么，以及谈判的底线在哪里一样，武大总统每提出一个条件，都能打中对方的要害，但最终对方也会在痛苦的神情中答应下来。
“我们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原则不变，如果日本人要谈两国基本关系，就请他们立即让出东北和台湾。”武爱华先确定一个原则，“近卫文麿这次来中国，估计是盯上我们的好东西了，譬如战车、火炮、飞机等军事装备，譬如煤炭、钢铁、矿石等工业产品和原材料。这些东西，日本人如果想要，都可以给他们。
不过，得注意两点原则：第一，我们的军事装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产品性能都要优良，技术更加先进；因此，在价格上必须是国际同类产品的2-3倍。第二，出售给日本装备包括其他物资的原则是，先少后多，先轻后重，即在前期，我们的出口量要少，以后再逐渐增加；出口型号前期以轻型装备为主，重型装备为辅，后期再逐渐加大重型装备的出口。”
“总统，如果将现役装备卖给日本，我们的安全……”周NL有些担忧地说道，顾维钧也紧张地盯着武爱华，因为两人都知道，正在国防军服役的这些坦克与火炮，暂时还没有什么替代品。
“呵呵，总理，外长，两位不必担忧。目前国防军装备着的这些东西，正是我准备推向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拳头产品；这种优质产品，正好可以卖个好价钱不是吗？至于国防军的装备，军工院已经开发出相应装备的改进型，譬如T-12，改进后的T-12A，可以无视57MM反坦克炮炮弹。”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两人松了一口大气。
“放心吧，我的总理和外长，我不会拿自己国家的安全来讨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武爱华态度鲜明地说道。
……
武爱华寄以厚望的国家技术局成立之后，任鸿隽这位国家技术局局长并未辜负武爱华的厚望，又陆续找来了哈秉清担任机器制造技术首席专家、邓绍熙担任火箭推进与控制技术首席专家、赵贻澄担任原子能利用技术首席专家、罗戴麟担任药物化学及制药技术首席专家。
1939年2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春风沉醉的日子，“中国国家技术局产业技术孵化基地”正式在首都南京近郊正式挂牌成立。
在构想国家技术局时，武爱华就想到后世各地的高科技产业孵化园区的创意，将各类高科技技术引进来，政府给予资金、政策的适度支持，一个新的前途远大的企业就有可能诞生。即便支持5个项目而最终只成功一个项目，政府也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他们对每个项目的支持不外就是几十上百万资金，不过这些项目一旦成功，就可能给地方带来上亿上十亿的产值和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武爱华这个“产业技术孵化基地”与后世略有不同，它其实是一个“中试”基地，或者是一个技术变现的“示范”基地。
基本原理及技术构想等，由智能生物机器人提出，交由首席专家家负责的研究小组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武爱华把这理解为技术的“一试”或“初试”。这一步，需要的人并不多，只是首席专家负责在实验室进行就行了；但第二步即“二试”或“中试”，是指必须进行现实的小规模试生产，只有这一步成功了，一项技术才能在产业部门中推广，这一个环节，就在“产业孵化基地”中完成。在这个环节取得了成功，就说明该项技术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从而创造价值了。
后世很多个人的发明专利，其实只是“一试”的产物，并不具有在生产中推广的价值，或者说并不能在生产中直接推广，如果生产企业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只会按部步班、照本宣科，拿到这样的专利是生产不出任何合格的产品的。这也是后世某些专利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那些发明专利为什么不进行“中试”呢？其原因也很简单，发明者无钱，无力量再搞“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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