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宗法制中，子嗣是一个家族延续的唯一象征，对父母的孝道和对祖先的崇拜都需要通过繁衍子嗣来推动。有些家庭过于贫困，无力娶妻，典妻就是他们获取血脉的唯一方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上，女性一直属于被否定和可以被牺牲的对象。当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女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中最后的一个商品。
封建统治下的溺杀女婴习俗造成的男女失衡，也是催化典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清朝，溺女之风盛行，很多人认为残杀女婴可以增加获得男性后嗣的可能性，并为养育男性后嗣保留了有限的家庭资源。所以当男性子嗣成年后，则面临着男女失衡的困境。
典妻产生的原因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封建制度极端伦理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要想消灭典妻，只有从根本上清除掉所有的屏障才能得以实现。
典妻：彻底否定女性为人的权利
典妻这一行为对古代女性造成了极大的荼毒，且不论频繁生育带来的生理上的危害，更严重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趋服。
《为奴隶的母亲》中最后一段：“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这其实是春宝娘对未来的恐惧，从三年前的那一天起，她已经注定未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三年。而在今后无数个的三年里，她将以自己的子宫为工具，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为不同的男人不停地繁衍后代。以春宝娘这样千千万万被典的女性，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但又不得不麻木地苟活着。
典去的是女人的肉体，丢失的是为人的尊严。
在这一场打着婚姻幌子的交易中，女人单纯是一个工具，没有谁甚至于她们自己，再将她当作人来看待。一个工具，从何而来谈尊严？
每一次的离开无一不是在彻底否定母子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羁绊。
女人离开家到雇家，完成任务从雇家回家，每一次都是在用被迫离去的方式，斩断母子之情的关系，背后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再是她的孩子。就像春宝娘，背后哭声，不管是春宝还是秋宝，都是刻在她生命中永远无法遗忘的创伤。
从外在的奴役变成女性的自我奴役。
在夫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天生是被奴役的对象，天然地遵从于父亲、丈夫、兄弟。在面对这种畸形关系时，女性更没有话语权，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从心底完成了被迫奴役和自我奴役的转变。
耻辱的丈夫通过虐妻中重新找回自尊。中国从来就是夫权至上，男性拥有社会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当丈夫将妻子典当出去时，也是亲手将男性的自尊送上了断头台。他们获得了物质的回报，也得到了羞辱。为了找回远去的尊严，虐妻成为男性转嫁伤痛的直接手段。
总而言之，典妻这一习俗是对数千年来形成的人伦礼俗、道德风范的一股逆势冲击，但残害最深的无疑是妇女。
典妻：法律的出台是为统治者挽尊
典妻长期存在也是对社会稳定发展潜在危险，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巨大弊端，所以也出台了相关法例对此进行管控。
元朝是第一个把禁止典妻列入刑法的。《元史•刑法治•户婚》中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姻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
《明筆•户律•婚姻》中也曾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80；典雇女者，杖60.
以后，清律、民国法律都以典妻作了法律规定，以图从制度上肃清这种陋习。
尽管有了法律意义上的禁止，但在现实环境中，由典妻出现的纠纷解决方法还是停留在背悖的一面。
在《折狱新语》里记载了三个因典妻出现的案例。基层工作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出的是对典妻这一产生纠纷的根源的认同，并未按当时法律所规定的，追究这一问题的违法性，也可体现光凭法律并不能解决典妻这一迫于无奈的陋习。
但典妻出现是多元素导致的，封建统治者们妄想依靠法律就解决根本问题，是完全不现实的。真正的肃清，唯有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消灭贫困、观念促新才能达成。
封建社会几千年，推动了历史发展，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陋习。典妻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如缠足、陪葬、贞操的道德绑架、包办婚姻等等。
通观这些陋习，我们都可以看见，都有相同的形成背景，就是对人的漠视和经济的落后带来的。
可这个案子的问题是，双方不但闹了起来，而且还闹上了官府。
既然堂而皇之的，告上了官府，官府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于是不是乎？知县彭叔大，便受理了此案。
案情和那部文学作品一样，老实巴交的村民为了挣点钱渡过难关，便把妻子租给了某个秀才，并且约定三年时间有效期，生下了孩子才会回家，但问题是，三年时间，双方并没有生育……
于是这个秀才，直接便把人给退了回去，并且拒绝付钱，这个村民顿时觉得被戏弄了，自己媳妇被人霸占了三年时间，偏偏对方一文钱不给，这就有点欺人太甚了……
于是一纸血书，便告上了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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