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升堂，这可以说得上是杨津正第一次升堂了，仪式的庄重和神秘，让他显得很是感兴趣。
不由得兴致勃勃，开始期待起来！！自己成为县老爷，第一次升堂文案，一定可以会在自己的穿越人生里记下重重的一笔。
接下来的升堂让自己大感意外。，这和自己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好像有那么些些许不同。
明清两代都是以州县作为第一审级，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州县的审理。明代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明朝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这是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变化。如明朝在《大清律例》公布之后，也多次修改。康熙初年仅有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订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又增，总计八百一十五条。正因为有一时之变通，所以州县司法审判才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
明洪武时期，朱元璋鼓励百姓越级上告，对于阻拦百姓赴京的官吏给予“枭令示众”的惩罚。不过到了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很多往往不实，这才颁布禁令禁止小民越级上告。
明代初年，州县还不算是第一审判机构，下面还有一个里甲制度。明初时期，里甲确实担负一些司法审判事务，但到了洪武末年，里甲的司法审判权被剥夺，虽然里甲和宗族对一些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有调解权甚至是裁定权，但他们的裁定不受法律的保护，如果告到官府，还需要官府的裁定。
当然，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前提下，里甲和宗族的裁定，只要不告到官府，依然可以在局部发生效用，但绝不能将里甲和宗族当作一个审级。
州县是第一审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审级，州县官便是这个审级的最高裁定者和拟定者。州县官除了办理州县各种政务以外，审判是他们的重要职责。因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审理词诉案件，称之为“放告”。时间则是根据各州县的具体情况来定，有的规定每逢三、八，有的规定每逢三、六、九，有的规定每逢五、十。但是没有规定四、七的，原因是不吉利，这与封建迷信有关。不过遇到大案、盗案、命案，则需要随时审理。
州县审判的大致流程
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以农为本，因此办理案件原则上要避开农忙季节。《大清律例·刑律》中有明确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枉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劫客货，查有明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
也就是说，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只能在农闲季节办理，而且每月也就办理6至9天，再除去年节假期，能够受理民事词讼的时间，全年也不过就四五十天。
“放告”日时，州县官受理词讼，文献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官坐卷棚，桌置重压纸一枚。东角门放告状人鱼贯而进，不许投文混入其内，逐名挨次，将状展开，亲压桌上，仍退跪阶下。随命值堂吏点明张数，高声报若干张。逐张唤名，点过甬道西，由西角门鱼贯而出。”
收过状后，州县官便逐一审阅，准于审理的词状要挂号登录在案。经过挂号的诉讼案件，州县官就要发差拘捕原告和被告。发差是凭州县官所发的票签，有州县官发送各房去签差的，也有州县官亲自选派的，这要看案件的轻重而定。差役拘拿有期限，检查是否如期，称为“比差”。如期把人拘拿到案，差役就要将原票交回，称为“销差”。
人犯到案后，州县官就要过堂审问。州县官过堂审问要求有技巧，需要他们用钩、袭、攻、逼、摄、合、挠“七要术”来问案。
“钩”，是用其他的话题来钩出人犯的实话；“袭”是乘人犯心虚而掩其不备；“攻”是因人犯的短处和空隙而出击；“逼”是因人犯穷急之处而扼之；“摄”是控制人犯的奸恶而不让他们得逞；“合”是把原告和被告的供词分别共证；“挠”是以众口来挠服人犯。
如果州县官都能严格按照“七要术”来审理案件，就会少出冤案，不过这对州县官个人素质有非常高度的要求，实际上大多州县官是难以达到的。在不能运用审判技巧的情况下，州县官主要采取的是刑讯手段，以得到口供。
拿到口供后，下一步便是“问拟”了。“问拟者，问其所犯之由，而拟其罪也”。州县有审讯权，但判决权力十分有限，除户婚、田土、钱债等小事可以进行调解处分，并且当堂决断外，还能判决笞杖以下的刑罚。
至于刑事案件，哪怕是笞杖之类的罪责，州县官原则上都要开具事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上报给上级，等到上司乃至中央的批示，才可以进行判决。这种上报叫“看语”，也叫“看审”。如果上司的批示下来，州县官便可以按批示撰写判词，再申报上司核准，然后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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